陈鲁直:90年代从东北亚看太平洋地区格局
太平洋地区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主要着眼于经济,认为世界经济中心在向太平洋转移,特别是包括日本、中国以及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内的东亚或西太平洋显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但是,如果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北亚才是太平洋这个“大地区的旋涡,它将从经济、政治和战略上塑造21世纪的国际格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皮诺用语)。我认为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它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估计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发展以及所提供的机遇。
东北亚这个地理概念,首先使我们想到的是,除了我国、日本、朝鲜半岛外还包括苏联, 但从海域来看美国是十分贴近的。美国虽然远处太平洋东岸,它的阿拉斯加州同苏联的东北角仅一水之隔,把它们连接起来的狭窄的白令海峡恰正是太平洋的北端。说到东亚,我们无法把美国包括进来,但东北亚却不能排除美国,它是中、日、苏、美的汇合之处。
因此,全面来看,东北亚更能反映国际关系的特点,这不但就太平洋地区来说是如此, 就更大的范围来说也是如此。本文拟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01
东北亚是区域战略问题同全球战略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地区
这是美国人的一种观点,尽管有为美国插手张目之嫌,我认为也是客观情况的反映。现在流行的东亚中心论,实际上是日本中心论,这从经济上说是有根据的,自然这里所说的经济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日木,固然要从区域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它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经济实力是重要的战略因素,而且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得把它放在总的战略格局里来看。
(一)世界形势正从对抗转向对话、从紧张转到缓和, 但至少到90年代还不会改变美苏互为对手这一基本格局,两家在太平洋的军事态势也不会大变,因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以及这个地区各国的安全仍会同美苏关系密切相连,这在东北亚最为明显。
东北亚有日本北方四岛问题,有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有我国台湾省的回归问题。这些问题都同美国或苏联直接或间接相关。美苏关系的改善推动了通过谈判解决地区问题。但是,这一潮流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东北亚卷入,并取得实际成果,还难说。苏联想按欧安会的模式搞“亚安会”,显然行不通。
美苏在东北亚的战略既是它们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又具有地区特点。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双方的军备竞赛,美苏已大体上达到战略平衡,但在本地区内的争夺仍未稍懈。如果说苏联在军力数量上占有优势,其政治地位则不及美国强,这是因为美国同日本、美国同南朝鲜的防务联合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使苏联陷于孤立、不利地位。戈尔巴乔夫1986年7月海参崴讲话以后的态度变化,是为了改变苏联的形象以减少苏联给亚太国家的威胁感,借此破坏美国的军事安排和在本地区的国际影响,以改善苏联的处境。但是,如果苏联不能对其战略政策作根本性的调整,美国也决不会改变里根执政期间拟定的欧洲和亚太地区的两线联系浅略,因而缓和之中仍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基本的对抗。
在此情况下,作为美国在东北亚战略核心的美日联盟势将保持。在北方四岛问题得不到解决、日苏和平条约无法缔结时,要日本不考虑对美关系而自行其是,是很难想象的。南朝鲜同样也不能在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局势通过谈判解决希望尚渺茫时即要求美国全部撤走驻军。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因美国基地和驻军而带来的矛盾以及在分担防务费用上发生的争执会加剧。但是,只要东北亚美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变,这种矛盾和争执还会制约在一定限度之内。
(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集中表现在东北亚,影响全球。这三方面的关系,从中苏联盟对美,到中苏破裂,到中美改善关系,一直发展到今天美苏转向缓和,中苏关系开始正常化,可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现在三方关系的内容己经发生许多变化,但由于美苏仍然互为对手,大三角的格局依旧存在。
国际关系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国家利益原则仍然是考虑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虽然全球意识越来越重要,但不能也不应忽视国家利益之所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千里迢迢来访中国,可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是经过长期酝酿的。记得早在1968年美国参议员曼斯非尔德就呼吁改变对华政策,他说,美中交恶20年是亚洲和平失败的核心。不管谁喜欢不喜欢,中国政府已存在,中国已是亚洲核大国,因此自觉地坚持不懈地尽力改善对华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20年之后,我们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又读到类似的话:苏中关系遭到了特别严重的破坏,痛苦的教训是够多的了。苏联把中国看作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正在采取实际步骤使中苏关系沿着睦邻合作的轨道顺利发展。曼、戈的表白反映了现实的利害考虑,不能视之为心血来潮的三角把戏。
中、美、苏三边关系形成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循环。第一个是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封锁、其间还在朝鲜打了3年仗,但美国在侵越失败时翻然悔悟,作出改变对华政策的决定。第二个循环是苏联继毁约撤专家后从北、南、西三方面对中国进行包围,但苏联深陷阿富汗泥坑之后也采取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步骤。在这两个循环中,我国自然也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反应,推动了形势的发展。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政治。
现在国际关系正在出现转折性的变化。美国新总统布什首先来我国进行工作访问,戈尔巴乔夫也于5月间来华同邓小平主席举行最高级会淡,看来单向往来正在发展为双向三边往来,说明大三角关系在东北亚仍很活跃。我们可以说它有了新的内容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形式,但恐怕不能说大三角关系淡化了。问题在于美苏都本着维护各自的利益力量来推动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这里,所谓“共同利益”或“利益均衡”原则能否起作用,尚待观察。从我们一方来说,重要的是认清我们的利益之所在,及时采取步骤,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层次地发展对美、对苏关系,防止美苏搞出不利于我国和本地区的交易。
(三)资本主义两个经济大国美国和日本,社会主义两大国苏联和中国都在东北亚。如果说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美日经济关系上,那么中苏的经济改革则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体制面临的问题。美、日、中、苏今后的经济发展显然会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形势。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发展为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则经历了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进入70年代以后,两种制度都发生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根据联合国统计,1960-174年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5.1%,苏联东欧国家为6.8%。1974年以后,两者都逐步减慢了增长速度,到1978-1982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2.3%,苏联东欧国家为2.9%,其后有起伏,但基本上是低速增长。我们把发展问题与争取和平同列为当代两大任务或两大主题,恐怕不只是因为南北差距在扩大,也因为两种制度都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严峻挑战。但如果因此说和平与发展都是现时代的特征,就值得商榷了。70年代以前倒确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其后两种制度都碰到了调整和改革的艰巨任务,简单地以发展来说明,就看不出有何特征。这正如和平不能说明时代特征一样,因为例如就整个欧洲来说,1815-1914年可说有长达100年的和平,但却包含“白由”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上义过渡和垄断资本主义三个不同时代。
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看,不能否认存在着跟资本主义竞争的问题,这种竞争对东北亚的格局不能说没有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就认为社会主义吸引力的减弱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就东北亚米说,它们把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看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成功模式,用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些恐怕都不能说意识形态淡化了。相反地,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我们的紧迫感应该主要是从这种尖锐的竞争里产生的。
02
多极化趋势突破国际关系中的僵化格局
前面已提到尼克松1972年访华,他在前一年1971年就说世界上有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并宣称“变化不定的多边外交活动新时代”已开始,扬言要施展“均势外交”,加强自身地位。访华就是他的这一政策的实践。其实,在尼克松1969年当选总统之前,他的谋士基辛格博士就已著文论述了作为“均势外文”理论基础的多极化。我们知道基辛格是为尼克松访华开路的人。近几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影响下也修改了过去坚持的两极左右世界的战略,对多极化或多中心发生了兴趣。如苏共政治局委员雅可夫列夫1987年初说,需要考虑其它力量中心。《真理报》解释说,随着地区大国的出现,亚洲的多中心结构将会有更大程度的发展。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在推行霸权主义遭到挫折之后看见了多极化趋势,时间相距20年,说明形势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
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左右国际形势也达20年,到了60年代末期已经暴露了它的严重弱点。这是由国际关系中几个重大的变化带来的结果:非殖民化增加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 形成了不结盟集团;中苏分歧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随着经济的恢复和自主意识的增强使两大军事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和主张。这种形势同美苏两霸垄断的军事优势以及它们不断升级的核竞赛相伴随,终于产生了基辛格所说的军事两极和政治多极的矛盾。
应该说,矛盾是活力的表现,它要求突破两极的僵化格局。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极的核对峙使军事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正如两霸在地区的武装侵略或行动中所示:动武者因动武而吃亏,缩小了武力的效用,如果不寻求别的手段只有自陷困境。
(二)联盟因单方面的军事保护而失去原有的意义,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在战略意图和目标上越来越分歧,因而一些地区军事集团不得不解体,欧洲所以尚能保存是因为双方的目标都较明确,但联盟关系对欧洲以外的问题也越来越难起作用。
(三)不断扩大的不结盟集团虽并不构成军事实力,却能把道义上的因素注入国际关系, 成为足以影响实力对比的一个重要方面。
基辛格曾据此作了意味深长的评论:“美苏都不愿冒全面核战争的风险。…… 军事同盟并不是灵活外交的最好工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在外交方面的对抗,会有两极军事世界的全部僵硬性”。“如果美国继续作为非共产主义地区的保护人,它将消耗掉它的精力。……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特别是在同友邦的关系上)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的。政治的多极性…… 是有创造力的新时代的前程。我们的作用是为建立能够激发别国主动性的结构作贡献。”
这当然是因为“美国不再能够实行全球性的计划,不再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难得的是作为超级大国的谋士仍然有面对现实的胆识。就东北亚来说,尼克松70年代初采取的行动使美、中、日、苏四个中心的格局得到确认,而且真的形成对苏包围,影响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现在轮到苏联来认识多极化的现实趋势了。正如澳大利亚的评论家所指出的,苏联认识它在东北亚的不利地位,特别是在大三角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太迟了些,但戈尔巴乔夫能看出它对苏联总体战略的消极后呆,转向重新考虑亚太战略,并采取了措施,也可说是有胆识的。
由上可见,多极化趋势虽还不足以取代美苏军事两极,但正在打破军事两极的僵化格局, 使国际关系增添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活力。我们既要看到这种活力增强了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也要看到两个超级大国都力图利用这种活力来弥补各自军事战略的不足,改善各自的地位。从现在公认的五个力量中心来看,美国的回旋余地无疑比苏联大,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实力中心多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苏联不仅自己的经济困难重重,而且东欧盟国以及为它所依重的第三世界力量也面临发展上的问题。就东北亚来说,足以影响今后格局的是美、苏对华政策以及苏联能否突破对日关系并利用东北亚的经济机遇。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所处地位的重要性,经济的得失则决定实力对比的变化。
03
区域集团化正在影响太平洋地区
区域集团化也是人们注意的趋势。欧洲共同体1992年将形成统一大市场,美加自由贸易区已开始出现。太平洋地区辽阔,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区域集团成为舆论的热点之一。迄今太平洋地区除东盟集团外只有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一个包括15个成员的非政府性区域组织,以及工商界组织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和学术界组织太平洋贸易发展会议。现在谈论比较多的是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东亚经济圈”,但到底它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还是日本正在筹划成立的集团,尚无一致的看法。从东北亚来看,太平洋区域集团化的眉目似乎还不大清楚。
区域集团的出现,60年代曾形成过一阵热潮。由于受欧洲共同体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60年代在亚非拉先后成立了11个区域组织,大多名为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共同体、关税同盟、经济联盟,70年代初又成立了四五个。其中真正取得成效的不过三四个,多数都中途解散了。这一个时期区域集团化的特点是集中在发展中世界,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区域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反映了新独立国家要求实现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
现在人们所说的区域集团化, 则主要是指以几个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区域经济中心,它们的特点是在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世界贸易结构。战后的贸易结构原是建立在美国经济主宰一切的基础上的。西欧、日本经过战后的恢复得到不同程度的高速发展,早已预示这个结构终究得变。但是,要由一个中心来重建秩序已不可能。因此,同60年代的区域集团化集中于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相比,当前的趋势则涉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
作为战后自由贸易体制规范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其基本思想是消除缔约国间的歧视性待遇。但是,总协定的第24条就包括经济一体化的规定,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局部的经济一体化协议是可以容许的。例如自由贸易区要取消关税和限制性条约必须适用于区内生产的一切产品贸易。拉丁美洲共同市场酝酿成立时,美国就强调它必须满足总协定24条的要求。总协定原以建立国际自由贸易秩序为目标,地区一体化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现在总协定本身已陷入危机,乌拉圭回合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因此地区协议在主要贸易大国的推动下正在成为自谋出路的途径。
包括欧洲共同体在内,谁搞区域集团都说是非歧视性的。确实,就多极构想米看,主要是通过扩大同一地区经济联系密切国家之间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来弥补全球交流的滞阻,以加速发展。表面上这似乎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潮流相矛盾的,实际上它会在区域突破国家范围的情况下为国际化提供更广大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得承认区域集团化有它积极的意义,虽然它也会导致保护主义的发展。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经济的多元格局在生产国际化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会导致按不同产品部门形成的保护,也就是按产品形成的更大范围的国际卡特尔,30年代那样的全面保护措施是自杀,谁也不会再于的。我们从美欧、美日的争吵大多环绕具体产品,而美日从钢铁、汽车到半导体的争吵和妥协实际上是瓜分国际市场来看,上述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因为区域集团化具有上述的特点,它当然会对太平洋地区起刺激作用。这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以日本为首的增长活力仍强的国家和地区力图防止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地区把它们的增长优势夺过去。
(二)美国企图通过双边自由贸易迫使主要贸易伙伴敞开市场,让美国仍然享有比较获利的产品发挥增加出口、缩小贸易逆差的作用。
(三)依靠对外贸易的中小国家则竭力推动多边努力维护关贸总协定的体制。
目前比较苦恼的是一些中小国家如澳大利亚,它们的生产正处在调整过程中,它们想维护的是一种难以为继的体制。经济大国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较强,它们都在设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来塑造新的秩序。它们的摩擦和矛盾会不断起伏,但是保持资本主义的活力又是它们共同利益之所在。
从东北亚来看,区域集团化显然要受政治格局的制约,尽管经济基础的变化也会影响政治格局。当前区域集团化趋势主要表现在贸易上,而且还不至于把上述关贸总协定24条的要求全部推翻,也就是说还不允许对实行自由贸易之类的地区以内的非成员国就地生产的产品采取歧视做法。因此,区域集团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生产国际化,因为区外产品流入困难会促使区外生产向区内转移。这是在西欧、北美和太平洋地区己经发生的事。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贸易体制曾大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发展。现在国际分工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要再回到战前的壁垒森严的分割状态,根本是不能想象的。太平洋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经济组合,都不会是完全排外性的。区域集团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刺激很可能导致美国人所说的某种松散的软区城集团的出现,它的目的是加快区内国际分工的变革,以适应区外的情况。这无疑会为区内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04
适当估量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和美日经济矛盾
首先应该指出,用战后非常时期美国所占世界总产值比重的尺度来衡量以后的变化,是不够科学。其时资本主义世界德、意、日是战败国,英、法遭到严重削弱,它们的经济都濒于崩溃,美国处于主宰地位是毫不奇怪的。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现的德、日、法、意的“经济奇迹”,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格局,使美国所占比取下降,也是理所当然的。值得注意的倒是从60年代起美国所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5%左右, 它说明的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美日经济实力的相对稳定。从总体来兑,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自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正如前而提到的,60年代末基辛格就已经说美国不再能主宰世界,并看到世界向多级发展。但是,我们得承认美国至今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到21世界头20年也未见得会变。
其次, 美苏互为对手,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尚看不出有哪一个国家能取代美国同苏联相对,而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保持稳定的安全环境所系。这种局面不改变,日本不但不能取代美国,而且不能仅依仗它的经济大国地位来摆脱美国自搞一个局面。
从战略联盟关系看美日,大概不会引起很多争议。问题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日美经贸矛盾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日联盟,影响美国在太平洋以至全世界的地位。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说美日的经济力量对比在起变化,另方面日本的资金老往美国投放,日本的商品包括同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亚洲“四小”的商品老往美国运,运不进去还要骂美国保护主义。别的不说,仅从美国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容量来看,还很难说是它已经不行了。当然,有两个赤字问题,它们的绝对数字可以使人咋舌,但以财政赤字为例,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比西欧国家的平均数低得多。赤字自然是失衡的表征,但它是日木、“四小”生财之源,因此日本不能不用主要从美国赚来的钱给美国补缺,以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因为要是美国以紧缩或衰退,不但美国受害,靠美国市场的日本、“四小”都得受苦。可以说这种情况是日本经济实力上升的表现,但也可以说是日本经济固有弱点的表现。外贸是它的立国之本,国外市场是它的生命线,要说它能用自己的国内市场消融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四小”为它加工的日益增加的产品,恐怕是过分乐观的估计。
从美日经济关系看,两者的相互依存和互相渗透程度是很深的,而且还存在继续加深,有以下的实例:
(一)美日大企业合作生产越来越多,有的还把南朝鲜拉在一起进行三边合作。例如汽车工业里继通用汽车公司与五十铃汽车、铃禾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合作生产,现在福特与丰田公司和南朝鲜的起亚产业公司则在东北亚进行合作,三家分担当科研开发、组装生产和组织销售,以福特的牌号在日本行销。
(二)美国的保险业纷纷打入日本,包括美国保险业三巨头谨慎、大都会和公平人手保险公司,其目的是在日本建立金融中心,并把它作为打进亚洲市场的桥头堡。谨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说:“我们在日本建立总基地,进行亚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调查,我们要把日本作为亚洲的战略中心。”
(三)美日大公司互相进入彼此的国家建立科研开发基地。美国的活动旨在使日本成为“太平洋知识网络中心”。例如美国的杜邦、柯达、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六大公司都己在日本建立科研开发点。美国化工企业还准备在日设特种技术服务中心。这都是为了利用日本的技术力量,更好地适应日本和亚洲市场的需求。同样,日本的大企业在美国也这么做,其中包括本田研技汽车公司、三菱电子、麒麟啤酒等等。
美国的意图显然是要借助日本和太平洋西岸的经济力量来加快自己的经济调整。当然,竞争是剧烈的,矛盾是尖锐的,同时又谁也离不了谁。因此,如果说日本认真要搞以日本为中心、包括“四小”和东盟一些国家的东亚经济圈,不同美国作出适当的安排,显然是很难搞成的。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皮诺1987年写的《东北亚的大国关系》一书实际上是一份调查报告,他指出虽然日本通过贸易、信贷、投资和技术转让可以建立一个没有正式组织形式的地区经济关系网,但它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战略上的含义。因此,尽管日本越来越卷入这一新趋势,它仍得把对美关系放在中心地位;同样,美国也以美日联盟作为它亚洲太平洋政策的核心。我认为这种状况将继续保持到90年代。
作者:陈鲁直,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来自:《现代国际关系》,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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